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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湖南省株洲市餐饮行业协会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，该市多家餐企向该协会反映，当地一对晏姓父子利用餐企销售“拍黄瓜”等凉拌菜无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这一由头，通过频繁举报要求餐企高额赔偿，自2020年至今竟举报49次。被举报餐企认为相关举报系“恶意举报”，纷纷联名反映。

利用同一借口，几年内连续不停地举报了49次，且曾在协商中向餐馆狮子大张口，索要当天500元总消费额的10倍赔偿。更有甚者，晏某到另一家店里消费时，主动要求做一道“拍黄瓜”。店主说没有，他就说把黄瓜拍碎，随便撒点辣椒加点醋就行。没想到几天后，这家餐馆就被举报了。看来，这些餐馆遇到了晏姓父子的“职业打假”。

关于职业打假，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不同评价，功过对错莫衷一是。有认为职业打假是对监管部门监督力量的一种补充，甚至被赞为假冒伪劣的“天敌”。反对者认为，职业打假背离了立法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衷，特别是一些打假人滥用技术规则，比如针对一些初级农副产品的包装、标签问题恶意投诉，引起不少反感。株洲多家餐企向行业协会反映晏姓父子“恶意举报”，就是反感情绪的一种表达。

如果餐企反映的问题属实，晏姓父子维权的正当性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“问号”。就算“拍黄瓜”有问题，赔偿“拍黄瓜”就是了，缘何要求赔偿全部消费的10倍？再说人家店里不卖“拍黄瓜”，你让人家给你做一道，店家满足了你的个性化需要，结果还要举报店家，这就是明显的挖坑。由此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21年12月最高法出台的《“知假买假”行为性质认定类案裁判规则汇总》，明确规定了“知假买假”的法律边界：索取的赔偿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范围或合理范围，或者索赔多次且数额较大的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且在索赔过程中使用欺诈、胁迫等手段的，构成敲诈勒索罪。这样的界定，才有助抑制打假者蜕变为单纯盈利的职业打假人，避免不当盈利，真正限制售假现象的滋长。

由此出发，我们就能看到有两个亟待重视的环节。一是，监管部门执法时既要坚持法条，又要体现柔性，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。未取得经营资质售卖“拍黄瓜”，被举报固然不冤，但不能一罚款就是5000元，这是一个小店多少天才能挣回的利润。市场监督部门要借鉴“首违免罚”的监管服务理念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，惠及商家、利在民生。二是，进一步优化食品经营许可程序。当下办理冷食许可要求过高，办齐各种设备需要几万元，这对小店是不堪承受的负担。要适当地放宽限制、降低门槛，从源头上消除职业打假的借口。

疫情三年，殊为不易。现在正是经济复苏的紧迫时期。增强消费能力，改善消费条件，创新消费场景，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。不让打假走偏，执法当有柔性，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题中之义。（雷钟哲）